第三十八章 方向（1/2）

相比起报纸、无线广播，电视的宣传效果就在于快、直观，敖德萨地方电视二台一期的“畅谈”节目，将潘宏进的形象以直观生动的方式推向了整个敖德萨州，也令他的名字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传遍了全联盟。

“尤里·伊万诺维奇·舍普琴科……这是一个叛逆，集极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腐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一身的叛逆典型，他的所谓政治主张（当然，我并不认为他提出的那些主张可以算得上是系统的政治主张）空洞而乏味，除了一味的哗众取宠、煽动社会矛盾，我没有从中看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苏联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夫·古连科在接受《工人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如此评判。

“……我们应该从中看到一个全新的气象并由此得到一些警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委员、宣传鼓动部部长马卡罗维奇·克拉夫丘克在接受《真理报》采访的时候却如此评价，“……我并不认为一个年轻人的主张，以及他对军队和莫斯科的抨击会对我们国家现有的制度和路线造成什么伤害，相反，我们更应该从自身寻找问题。也许正如尤里·伊万诺维奇同志所讲的那样，莫斯科的民主化改革的确做的还很不到位，他们应该把步子迈的更大一些，让更多的人切实的见到成效……”

相比起基辅迅做出的回应，莫斯科却是一片失声，克里姆林宫、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言人都没有对媒体的采访做出回应，用叶菲娜的话来说，这是莫斯科刻意的在淡化处理这件事，从传媒的角度来说，针对某一舆论事件的任何回应都是从侧面帮助对方炒作。

但不管莫斯科对这件事如何的淡化处理，“尤里·伊万诺维奇·舍普琴科”这个名字终归还是打响了，其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敖德萨码头的工人罢工运动终于有了属于他们的政治诉求。就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天，罢工工人就重选了临时工人委员会，并将成立“全国工人委员会”作为了他们最高的一项政治诉求。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在码头的入口处悬挂了一道绿色的巨大布幅，上面用乌克兰语和俄语书写着“尤罗奇卡，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疯狂是会传染的，尤其是当散布“疯狂瘟疫”的主角还具备较高智商并别有用心的时候，这种疯狂就会传染、散布的愈迅。

若干年后，潘宏进也对自己所走出的这第一步成功有过反思性的分析，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他的整个安排远远算不上周密，那份类似纲领的草头“宣言”实际上也幼稚的很。就像古连科给出的评价一般，它实际上是空洞而乏味的，不具备任何可行性。它之所以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纲领的建设性，而是在于它的破坏性，它字里行间都在煽动着对社会、对国家的不满情绪，而这种煽动又恰恰迎合了社会大众的心理。

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邦在他的《群众心理学》一书中阐述过，群众是冲动的、无理性的，而且缺乏责任感，当社会公共道德的力量强大的时候，道德的准绳能够维系一种微妙的平衡，群众心理的冲动还不会转化为实际行动。可一旦这种维系平衡的道德准绳崩断了，社会公共道德缺失的时候，过去一直受到公共道德压抑的各种负面心理便会一瞬间迸出来，从而引“群体极端化”的效果出现。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就潘宏进所知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就是印尼生的排华事件，其他的诸如韩国杀人狂魔柳永哲被韩国青年人视为“英雄”，还有一个国内的胡某某，也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它反映出来的是群体仇富、仇官的心态，而那些奉他们为英雄的人们却没有仔细考虑这些所谓“英雄”的行为对社会构成了什么样的危害。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尤其是对布尔什维克党以往历史的“掘墓式”摒弃，已经从根本上搞垮了一直以来维系着苏联社会心理平衡的道德准绳，社会公共道德观念已然崩溃。只是过去几十年来苏联国内的高压统治所造成的影响还没有彻底清除干净，所以社会上被压抑住的不满情绪还没有彻底释放出来，对国家上层建筑极为不满的社会群众，还只是通过要求“改革”这种方式来宣泄他们的不满情绪。

但潘宏进通过“畅谈”节目对克里姆林宫，对国家暴力机器——军队的**裸的、毫不掩饰的抨击，显然就如同是击碎了维系社会平衡的最后一片薄冰。那些对苏联社会有着强烈不满的人们，一下子就从他的身上找到了认同感，他们觉得“这年轻人说的对，跟我想的完全一样，他说的那些完全代表了我的心声”。那么由这种认同感到竞相追随，再到某种形式的个人崇拜还有多远的距离呢？事实上，这段距离很短。否则的话，从苏联官僚集团内跳脱出来，先以温和民主派面目出现，最后才成为极端民主派的叶利钦，又如何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获得那么多的认同？

最重要的是，苏联几十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式的民主选举，社会群众对政治了解不多，也想不明白那些政治人物所炮制出的纲领是否具备可行性。如果放在美国，潘宏进的夸夸其谈估计会被理智的选民们看做是小丑的精彩表演，但在如今的苏联，这种“小丑的表演”却被人们奉为真谛。